唐朝最流行“全科医生”，“药王”孙思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是唐代老百姓的高发疾病

现在我们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唐代早已出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唐长安城当时高发的疾病是疟疾以及痢疾在内的消化道疾病。这是因为唐朝的排水沟都是明渠，为蚊子的繁衍创造了条件，导致唐长安城疟疾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同样因为明渠苍蝇很多，造成了痢疾等消化道疾病的高发和传播。唐代高发疟疾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始终不知道蚊子和疟疾之间的关系，所以没有采取有效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式。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是一个疟疾患者。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提到“三年犹疟疾，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讲的就是他自己患上了间日疟，这是疟疾的一种，每隔一天发作一次。疟疾的治疗没有很有效的方法，虽然东晋的葛洪早已提出了用青蒿来治疗疟疾，但唐代人采用这个办法的并不多。相反，葛洪的这个方法间接启发了屠呦呦，后来发明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

民间“游医”寺庙僧人等是百姓看病的“主要医生”

“唐朝老百姓看病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方便。”于赓哲解释，唐长安城的官方医疗机构是太医署及下辖的机构，唐代的太医署可不是给皇帝和妃嫔看病的，它是一个行政管理和教育机构，约等于现代的卫健委和最高医学专科学院合体，负责发布医疗政策、培养专业医生。普通官员、军队、达官显贵、宫女太监都可以找太医署的医师看病，在唐代给皇帝看病的机构叫“尚药局”，给皇帝看病的医生则叫“尚药奉御”。

太医署中除了医师外，还有医学生和行政人员，总共加起来300多人，远远赶不上现在一家三甲医院的规模，而唐长安城有一百万的居民，太医署也多服务于达官显贵或大户人家，虽然太医署并不拒绝给长安城普通百姓看病，但如此严重的“医患比”让普通百姓看病根本指望不上。

于赓哲表示，对于普通州县的百姓来说，也有官方医疗机构叫医学博士，但是每个州的医学博士只有一人，医学博士会带几个医学生和助教，总人数加起来不超过30人，而一个大一点的州人数要超过50万人，因此，即便是州县的老百姓，要想看官医也根本指望不上，在唐代，老百姓看病多是找一些民间游医、寺庙僧人、道教徒、佛教徒、景教徒等，孙思邈就是一个道教徒，也属于江湖游医。此外，当时的很多佛寺里都设有“悲田病坊”，这个在唐代的佛寺中很普遍，它起到了医院的作用，不仅收治病人，还收容乞丐，可以说是一个慈善机构。

而在唐长安城的市场内有一个著名的药商叫宋清，他在唐朝的药材商人中以仁义著称，他卖的药材质量都特别好；另外，要是碰到穷人来抓药，如果拿不出钱来，他就允许这些穷人打白条，到了每年年终的时候，如果这些穷人还不上钱，他会把这些白条一把火烧掉。

街道两旁设有药方石碑 弥补了医疗资源的不足

为了缓解医学书籍匮乏、百姓缺少治病药方的窘境，唐代把一些治疗常见病的药方刻在石头上、立在道路旁边或者人流密集处来无偿传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的不足。

于赓哲表示，官府在街道两旁设立石碑写治疗药方，其实就是弥补医疗资源的不足，但是唐朝当政者也没有意识到官医可以大力扩展，他们认为几千年来一直如此，他们培养官方医学生的目的只是为官员服务，唐代的老百姓也没有觉得这是官府应该负责的，而真正地实现官方医疗机构覆盖全国是到宋代才出现的。

与前代相比，唐朝当政者还是比较重视医疗事业，首都长安城和各州县都设有官方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不仅培养医学生，也承担了一部分医疗工作，如果某地发生大规模疫情，这些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还会携带药材前去救治百姓。

名医名著层出不穷 对世界医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唐代具有影响力的名医包括孙思邈、甄权、孟诜等。甄权特别擅长针法，曾经当过唐太宗的御医，据说治疗很多病可“针到病除”。于赓哲介绍，孟诜是中国食疗的创始人，著有《食疗本草》，《食疗本草》集古代食疗之大成，与现代营养学相一致，为中国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了解，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后世尊称为“药王”，他是第一个全面总结中国医药学的人，是第一个系统论述医德思想的人，他的医学巨著《千金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也是第一个用榖树皮煎汤制药服用来预防脚气病和脚气病的复发，比欧洲人早一千年；他首创以坤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首用羊餍（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也是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同时，他还是第一个以彩绘形式画出人体经络图的人，在针灸治疗疾病方面也颇有建树。

唐代因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对外交流频繁的时代特性，使得医学取得了飞速发展，随着唐代学科和病种的细分、官方医疗机构的发展、医疗人才的大力培养，才为后来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因为有了像孙思邈、甄权、孟诜这些医学大家的开拓和钻研，唐代的医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和成就，为中国的传统中医文化的传承和技术更新创造了条件。

华商报记者 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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